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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17日 下午4點41分24秒“主流经济学家”们原来竟然全是一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改革改了27年,中国人才突然发现,27年来一直把持着改革决策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原来竟然全是一伙学术骗子!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说:“国内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他们可以把最好的三五篇论文(无论发表或未发表)寄给国际上排名75-100名的经济系,申请副教授的职位,看一看他们能否在候选人的名单中排名前三位;或者是把他们最好的三篇文章,寄给国际上排名20-60名的学术期刊,看一看能否刊登。我非常希望有人做这样的尝试,如果有好消息,我非常愿意承认自己错了,愿意为他们庆功。”“我国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国际化的学科,评价标准肯定是国际化的。通过对我的反驳我才了解,国内经济学界有那么多人并不知道本学科的国际学术标准!”
“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是开口闭口“与国际接轨”吗?他们自身的“经济学家”资格认证怎么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带头不执行,如此“改革”不叫诈骗叫什么?
如果“经济学家”的资格认证不肯“与国际接轨”,那就得按马克思主义的规矩办。那么试问谁是中国的“当代马克思”?好样的,站出来,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让大家见识见识,给中国的改革全局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统筹规划,当众立下“军令状”证明自己敢做敢当敢负责。如果没这个勇气和把握,凭什么大言不惭号称自己是“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的资格经不起理论学术的检验,那具体实践的检验又如何?
他们把持改革决策把持了 27年,医改医改失败,教育教育失败,房改房改失败,国企国企破产,银行银行倒帐,轿车轿车工业垮台,大型飞机大型飞机工业完蛋,“市场换技术”换得既丢了市场又没捞到技术,原来的研发能力还差不多都丢光了。整天触目惊心的消息是矿难不断、民工欠薪、环境污染、**“繁荣”、假冒伪劣泛滥、尔虞我诈成风、社会诚信沦丧、贫富对立惊人,中国成了世界的“血汗工厂”。他们的“改革”只把自己和自己那一伙改成了暴发户,“改”得国家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变到负债累累,国有资产空前流失,“改”得绝大多数老百姓吃足了苦头。总之是苦了大多数,肥了一小撮。说中国不存在严重的阶级对立和社会危机纯粹是瞪着眼说瞎话。就这样他们还要一口咬定自己“一贯正确”,不准任何人说看不见“皇帝的新衣”。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中国的改革奇就奇在主持国策决策的、号称“经济学家”的人却从来没有经过任何国家级的资格审查。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资格是谁封的?谁认证的?凭什么承认他们是“经济学家”?莫名其妙突如其来就冒出了一伙自封的“经济学家”到处指手画脚,而且一干就是27年!27年间,中国政府换了一届又一届,领导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唯独这伙人“千年王八万年龟”地死皮赖脸霸在台上就是不走,馊主意出了一个又一个,却从来不负半点责任。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 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 ,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2007年11月11日 下午2點10分55秒贴几个段子
这年头,大棚把季节搞乱,小姐把辈份搞乱,关系把程序搞乱,级别把能力搞乱,公安把秩序搞乱,金钱把官场搞乱,手机把家庭搞乱!
这年头,女人漂亮的不下厨房,下厨房的不温柔,温柔的没主见,有主见的没女人味,有女人味的乱花钱,不乱花钱的不时尚,时尚的不放心,放心的没法看!
这年头,老婆像小灵通经济实惠但限本地使用,二奶像中国电信安全固定但带不出门,小蜜像中国移动使用方便但话费太贵。情人像中国联通优雅新潮但常不在服务区!
这年头,一哥们说北京地铁拥挤不堪他怀孕的老婆竟被挤流产了;昨天他问上海的地铁是不是好些,上海的哥们说更糟:上个月他老婆乘地铁竟然被挤怀孕了!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明星卖弄风骚,给钱就上,越来越像妓女;妓女楚楚动人,明码标价,越来越像明星。警察横行霸道,欺软怕硬,越来越像地痞;地痞各霸一方,敢做敢当,越来越像警察。流言有根有据,基本属实,越来越像新闻;新闻捕风捉影,随意夸大,越来越像流言。

